近年来破坏环境资源类犯罪呈明显上升趋势，很多环境污染事件的背后，往往存在着环境监管人员的失职渎职行为。究其原因，如果说现在不缺制度、纪律和规则，那就是因为经不住失职渎职者与“土豪”相互勾结，在程序上绕来绕去，以身试法。在这种情况下，借鉴先秦典籍《吕氏春秋》中的程序庄严思想，防止程序意识的“破窗”，无论对于保持一身正气还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都是十分必要的。
程序庄严是对自然规律的敬畏
《吕氏春秋》成书于战国末年，一般认为属于杂家著作；然而从其编写体例和内容来看，更像是一部程序典籍，在对敬天崇道的传承中体现了一种程序庄严思想。
《吕氏春秋》以八览观事、六论论理、十二纪标揭天道，其中十二纪是《吕氏春秋》编撰者最用心思、是为看重的部分。在我们今天看来，十二纪更像是一体化的年度规划流程。纪首所记，一般认为就是当时的月令。月令是对一月之内，“天子”所当行之事的逐月指导和规定。皇帝什么时候住什么样的房子 、坐什么样的车、用什么样的马、用什么样的旗帜、穿什么样的衣服、吃什么样的饭，直至用什么样的餐具都规定得清清楚楚。至于什么时候举行什么仪式、配什么样的玉器、什么人做什么样的动作，规定得也很详细。作者将这些都上升到“纪”的层面，无非是在强调程序意识的重要性。因为纪的本义为一丝之首，煮茧抽丝的关键是找出丝头，丝头找到了，丝就可以理顺了，故引申为统纪、纲纪。
《吕氏春秋》为程序意识披上种种神秘的色彩，与其说是一种迷信，不如说是刻意为之：利用人们对大自然的敬畏，将谨遵程序与敬天法祖联系在一起，以约束包括最高统治者在内的主观随意性和私欲。《吕氏春秋》列举出了诸多违反程序的严重后果：“孟春行夏令，则风雨不时，草木早槁，国乃有恐。行秋令，则民大疫，疾风暴雨数至，藜莠蓬蒿并兴。行冬令，则水潦为败，霜雪大挚，首种不入。”西汉时的董仲舒后来将其发展成为天人感应：违背了礼数程序就等于违背了天意，天就会出现灾异进行谴责和警告，这在客观上对无限君权进行了限制。在我们今天看来，程序性的规定作为实践经验的总结，如果被自以为强势者所藐视，受到大自然的惩罚仍然是一样的。
程序“破窗”动摇和谐社会根基
《吕氏春秋》成书后，稿本被悬挂在咸阳城门，宣称“有能增损一字者与千金”。一般认为，这是在显示其文字上的严谨；其实，我们不妨将其理解成努力寻找程序上的破绽，避免因为程序规定的瑕疵而出现“破窗”现象。
《吕氏春秋》成书于秦始皇统一六国的十几年前，一方面为秦扫六合提供程序依据，另一方面是想将诸子百家治理研究的成果用程序上的规定固定下来，构成“正义生产线”，避免人亡政息。“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力图垂法后世，让后来者在按程序办事的过程中更为恰当地处理各种事务，顺天应人。同时将程序的遵守与管理能力的培养结合起来，体现了承继管理经验的实用价值，奠定和谐基石。“天曰顺，顺维生；地曰固，固维宁；人曰信，信维听。”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要建设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
可惜的是大秦帝国至二世而亡；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从程序执行的懈怠开始。人们常常以为秦二世愚不可及，其实在秦始皇的诸皇子中，胡亥与扶苏一样天资聪颖，“丰神俊秀资质特异”。只是常在秦始皇膝下承欢的胡亥，看到父皇日夜操劳，太苦太难，压根就没想做皇帝。当他被赵高等人推上大统之位后，听从一个庞大机制的摆布，更感到身不由己。其日程安排颇像现在高考前的学生，在校作息听铃声指挥，回家后作业写不完不能入睡，很是辛苦。处于成长发育期的胡亥产生了一种逆反心理，极想“逃学”，把程序上的事务都交给老师赵高打理。而赵高正是利用掌控程序的便利指鹿为马以营私，最终导致赢氏江山“破窗”。
正如贾谊在《过秦论》中所说，“灭秦者，秦也，非天下也。”这也反映了程序“破窗”的特殊性，那往往是从内部的懈怠开始。程序的严格执行无疑需要体制内人群的身体力行，而程序的堡垒也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极像环境污染“保护伞”的存在那样。《吕氏春秋》无疑估计到了程序“破窗”情况的发生，程序庄严思想就是力图在各种“变通”的说法中提供正能量。比如古人认为，火星迫近心宿的“荧惑守心”天文现象是宋国君主将遭受灾祸的预兆。这使得当时的宋景公十分害怕。但是当他听到可以将灾祸转移到身边的大臣、老百姓或者年景收成上去等等建议时，均予以否决。上天受到感动，让火星避开了。《吕氏春秋》的认识更进一步，指出天道无私，绝不会为人为的变通所动。
从校正程序意识的扭曲抓起
检察机关不断加大力度查办环境领域的职务犯罪，对于深挖破坏生态环境犯罪背后的失职渎职，严厉打击“保护伞”十分必要；然而从预防犯罪的角度看，借鉴《吕氏春秋》中的程序庄严思想，校正程序意识的扭曲，从思想“破窗”的源头抓起必不可少。
校正信念扭曲，在严格程序中对历史负责。《吕氏春秋》中的程序庄严思想从形式上看是敬天法祖，实际上是以民为本。只不过其独特的民本思想渗透在它所设计的顺民心、借民力的程序之中。检察机关查办环境领域职务犯罪的力度不断加大，往往会导致一些“为官不为”现象的蔓延，他们拿走程序拖延，推卸责任。与其说这是心态问题，不如说是信仰迷失。环境建设像是“无主”财产，如果没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信念，很难在保护环境的程序上较真，难免会“不求过得硬，只求过得去”，更谈不上为子孙后代着想。
校正权利观扭曲，防止利用程序营私。《吕氏春秋》认为：日月不私照，四时不私行，天地、日月、四时施其德样而万物得以成长。君主对百官的使用也是一样，百官各处其职、治其事，应当在执行十二纪时“去私”，并有专章论述。官员的职责往往是程序中表现出来的，似乎构成某种特权；如果存有私心，那就会为内部小圈子牟利，在程序中相互通融，或者表现为内外勾结，借审批等程序寻租。如果监管者习惯于搞下不为例的姑息，那就很难在人们心中留有一丝戒惧。
校正政绩观扭曲，在接受程序检验时“无为”而治。《吕氏春秋》强调程序意识，的确主张自然无为。不过这里的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无妄为，不能在应有程序之外乱作为，以此“勉勉我王，纲纪四方”。但是在对规律的利用中则必须有所作为，善假于物。而扭曲的政绩观恰恰相反，往往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不是听任滥砍滥罚，竭泽而渔；就是不愿意在改善环境中加大投入休生养息。比如对于城市排水系统的建设，因为把几百亿埋在地下，老百姓看不见，就不愿提上日程。
校正执行扭曲，防止利用“疑似”敷衍程序。《吕氏春秋》专门提出了一个慎行论，提醒为政者不要在“疑似”的问题上进行忽悠程序。其认为越是似是而非的东西，越是对自己何去何从的严峻考验。比如墨子看见柔软洁白的练丝就为之哭泣，因为它可以染成黄色也可以染成黑色，对待程序的变通就不能不如履薄冰。一些环保行政执法部门往往“以罚代刑”，对环境污染类案件一罚了之，不走司法程序，客观上纵容了环境污染行为的发生。刻意“疑似”变通，那正是法治精神的“破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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