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徽县的血铅儿童。 CFP/供图
近年来环境污染群体性事件呈多发态势，分析发现，因环境污染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相较于其他群体性事件，人数众多，声势浩大，政府的应对和控制能力薄弱，而且最终多是以当地政府迅速宣布停建项目，得以平息事态。之后类似的事件反复发生，已经形成了一种模式。
环境污染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有什么破解之道？与其等着矛盾酝酿到一定程度爆发，为什么不进行事先的纾解？政府的决策如何公开透明，让公众知晓？政府与公众沟通对话的平台在哪里？群体性事件中如何引导公众的行为趋向合法、理性？
搭建谈判沟通的平台
我国已进入一个环境问题敏感时期：经济发展快，环境污染严重；群众的环境意识迅速提高，依法维护自身环境权益的愿望日益强烈；加上政府处理这类问题不论从制度上、认识上和应对实践上，都准备不足，难以适应形势需要，因此造成群体性事件的多发。
从认识上来说，有些地方政府长期以来重经济、轻环保，为体现政绩招商引资往往降低环保门槛，在环境问题上自觉不自觉的站在人民群众的对立面，成为污染企业的代言人。很多污染问题直接影响群众健康，突破了人民群众的心理底线。而有的官员不能坚持以人为本，忽视民意，对群众依法维护自身环境权益的强烈愿望，认识严重不足，一旦出现了群众抗议，往往进退失据，应对乏力，事情闹大，就一停了之。这既给人留下决策草率的印象，同时也变相证明群体性事件是扭转政策的有效途径，从而不排除可能形成非民主的“多数人的暴政”。
环境污染问题之所以容易积累官民矛盾，首先是对于此类问题，公众参与的程度非常有限，而政府又在碎片化、散沙化的群众意见表达中难以找到有代表性的意见，无法找到能为多数群众接受的谈判对手，双方缺乏基本的沟通平台。
事实上，环境诉讼是可以创造沟通平台的出路。
在国外，民间往往有能够代表各方各派利益的群众组织，即NGO群体。而国内，目前这样的组织非常缺乏。在仅有的环保NGO中，往往也因半官方或听命于官方的色彩，使群众难以信任。一旦群众失信，环保NGO就难以实现与群众的有效沟通，更做不了群众的主。虽然现在国内已经有了像“自然之友”、“自然大学”这样的环保NGO，但它们要想介入到某个环境污染事件中充当群众的利益方代表，还有待时日。目前，多数环保NGO还处于既难以取得公众完全信任，也难以得到官方应有承认的两难境地。
▲由于规划问题，湖北武汉锅顶山垃圾焚烧厂如今基本位于汉阳区中心地带。 李蒙/摄
没有谈判对手，政府怎么让公众充分参与到环境项目立项、环评、审批的全过程呢？而不满的民意一旦积累，政府与群众之间的沟通渠道又无法畅通，只能各说各话。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群体性事件。
新环保法提出有限环境公益诉讼，在法院的组织调解下，可以搭建起一个政府与公众沟通的平台。公众聘请的诉讼代理人和参与者既是自身利益的代表，又是可以与政府谈判的对手。这样的谈判对手，包括律师、某一环境领域的专家学者和环保NGO。
律师是群众聘请的，群众自然会信任；律师同时可以起到向群众普及法律知识、客观理性看待问题的作用，他们的话，群众比较听得进去。对于政府，律师是与群众沟通的桥梁，律师懂法律，讲规则，政府与律师的对话就可以在法律和政策的范围内展开，理性对话，协商达成一致的可能性会大增。
在环境诉讼中，具有专业背景的专家学者也是重要的角色。在以往涉及环境影响的项目中，政府也请来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 但群众往往觉得这些专家收了政府的好处，在替政府说话，很难信任他们。若是群众自己聘请的专家学者，他们的学术观点和立场，会更多地从公众的角度出发，因而有更强的社会公信力。如果政府能够热情欢迎这批专家参与交流，既可以弥补项目原有的某些不足，又可以赢得更多的公众信任，何乐而不为？
环保NGO，也可以通过环境诉讼，找到自己参与的方式、方法和位置，在政府和群众之间起到很好的桥梁作用。
引导群众理性客观解决问题
除了搭建谈判平台，环境诉讼对引导群众理性客观地看待环境问题，积极遏止群体性事件，往往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如果群众找不到可以“说理”的地方，又无法获得正确的信息，他们走上街头是必然的。一旦环境诉讼搭建起了官民沟通的平台，群众的基本诉求有了出口，就不需要走上街头，“补偿性发泄”了。
2010年，我到甘肃徽县采访当地的血铅中毒事件，当时有800多村民起诉污染企业，代理律师是北京义派律师事务所的王振宇主任和李娟律师。在没有立案之前，当地群众多次上访，到县政府，到陇南市政府，到甘肃省政府，有时达到千人，引发了若干起较大的群体性事件。但是上访4年，没有拿到一分钱赔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决定走司法途径试一试，到北京聘请了律师。通过两位律师的艰辛努力，终于说服当地法院给受害村民立案，将这一环境污染事件纳入法律程序。
之后，又经过三年，在法院的主持下，通过律师与政府、企业的艰苦谈判，终于达成赔偿协议，受害群众拿到了上千万元的赔偿，问题得以圆满解决。虽然赔偿不算多，但相比于之前的上访无果却要好得多。而对于政府来说，自立案后，受害群众再也没有去上访，一下子稳定住了当地社会秩序。
2014年5月底，我到湖北武汉采访锅顶山医疗垃圾焚烧事件，当地群众也准备起诉污染企业，而聘请的律师还是王振宇、李娟。我不仅看到了群众对律师的信任，对将污染事件纳入法治轨道的欢欣鼓舞，也看到了当地政府的诚意。汉阳区的党政领导与群众代表和律师坐在一起交流，欢迎当地群众在律师的帮助下通过法制轨道解决问题。
可以想见，环境群体事件立案之后，当地之前发生的群众堵路堵门现象将不再发生。
司法机关不要叶公好龙
作为一名记者，笔者曾多次采访环境污染事件，看到的是各地司法机关对待环境诉讼往往持比较消极的态度，经常不予立案。2013年全年，全国没有一起环境公益诉讼得以立案。一个“零”的记录，难道还不能说明问题？至于环境私益诉讼，虽然也能达到公益诉讼的社会效果，但在立案环节更是难上加难。
在党中央大力提倡“依法治国”的今天，司法机关应该转变观念，体会到环境诉讼在防治群体性事件上的良好社会效果，敞开大门立案。也许司法机关担心会出现滥诉，浪费司法资源。其实大可不必，在全国不少地方的环保法庭，往往一年都没有一个案子，环境诉讼在诉讼主体、举证成本、辩护难度、诉讼费用等方面还存在着许多问题，真正能够进入司法程序中的并不多。
因此，希望司法机关能在诉讼费方面对环境诉讼实行更多的优惠，对于收入不高的一般群众，可以让他们免交、缓交诉讼费，使更多的群众走进法庭，而不是走上街头，造成社会的不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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