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上班等车的时候，路当中的绿化隔离带上有人在种草，旁边停了一辆标有北京某区园林局字样的卡车。种草的一共6个人，看模样都是外地农民工；一旁站着的8个北京人，又抽烟又聊天，显然都是监工。联想到有一段时间每遇公关危机，就会抛出几个临时工来垫背，敢情机构不断膨胀，户口又卡得那么紧，北京的年轻人又不稀得去种草种树干体力活，有限的招工指标都给了外来的临时工了。这莫非是我们想要的城市化的结果？
    我这样说没有丝毫排外的意思，只是对所谓的城市化有点意见而已。对城市发展规划者来说，发展意味着什么应该是心中有数的：肯定不是单纯的面积扩大和人口增加。北京的城市发展口号是建设科技北京、人文北京、绿色北京、和谐北京，但我所看到的只是单调的复制：圈一块农田，盖几排房子，建几个商场，弄一所社区卫生院，再搞个餐馆一条街，这就齐活了。当初喊得震天响的科技、人文和绿色呢？连个影子都没有。砌个砖，抹抹灰，整个煎饼摊子，不需要多高的学历；卖个假立邦漆什么的，只要胆子够大就行。这样的活，就连刚被征了地的北京郊区农民都不愿意干的，他们情愿拿征地补偿去买辆车趴路边，打打扑克开开黑车打发日子。于是砌砖抹灰卖煎饼的活就由外来农民接手了，一年半载下来，这些人就成了常住人口了。
    一面是城市规模简单扩张，一面是周围乡村日趋凋敝。近年来，不断有媒体在报道农村的空巢化，良田因无人耕种而荒芜：旱地抛荒五成左右﹐水田抛荒一两成不等。比这更严重的是双季稻改种单季稻的大面积隐性抛荒。南方水稻主产区统计公报显示﹐包括建设﹑抛荒等因素﹐各省播种面积数年内下降数百万亩﹐抛荒面积三千万亩以上。全国抛荒面积又是多少﹖记者最近在河南省部分“空心村”采访时看到许多房屋常年无人居住﹐墙皮脱落﹑房门朽烂﹐屋顶垮塌。一些群众形容﹕“外面像个村﹐进村不是村﹐老屋没人住﹐荒地杂草生。”以大范围村庄调查数据为基础进行的估算表明﹐我国村庄空置面积超过一亿亩（近七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全国耕地总量的18分之一。
    什么原因导致了如此结果？答案是土地财政。知道为什么各大城市要频繁修改城市规划吗？在规划部门看来﹐对城市总体规划十年一大修﹐五年一小修﹐仍是“一项常规工作”。北京市规划委员会有关负责人说：总体规划到2020年实现的两大最主要指标人口总量和人均GDP已经突破，所以面临的将是一次大修编。地不够用了﹐卖完了﹐地方政府就会通过总体规划修编﹐从中央政府严格控制的“地根”里﹐获取新的建设用地指标。根据国务院建设行政管理部门颁布的《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规划人口与用地指标有着对应关系﹐规划人口越多﹐用地指标越多。于是﹐做大人口规模成为地方政府修编规划时倾力而为之事。1990年代总体规划修编中﹐还出现这等怪事﹕至规划期限2010年﹐各城市人口规模相加﹐竟达20亿人。
    以征地要钱为能事，规划的科学性和前瞻性便告阙如。道路交通的设计建设没有思路，堵车就成了新常态；建筑容积率耽误了开发商挣钱，绿色就是稀缺物；治理雾霾和废弃物成了烫手山芋，癌症引发的死亡率自然就高居榜首；外来的人员不断补充简单工种资源，本地人的好逸恶劳被诱发，大家争当甩手掌柜，再不济的吃个征地补偿，吃个低保或者啃一啃老。城墙外面，良田荒芜十室九空，尘土飞扬万物凋零。这场景，很像好莱坞的世界末日题材电影：全部人口龟缩在有数的几个城市里，靠微薄的一点资源苟延残喘；城外，仿佛刚经历了一场巨大灾难，到处飘荡着放射性尘埃，大地上寸草不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