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浙江大学党委副书记郑强被业界喻为" 愤青教授", 他倡导大学教育要从价值取向和责任意识开始。 CFP/供 图

    从今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首次提出“绿色化”，到10月底中央“十三五规划建议”中将绿色理念确定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绿色化在较短时间内成为国内政治热词与社会热点话题。在热潮与喧嚣背后，我们有必要探寻“绿色化”发展理念走过了怎样的路， “绿色化”为什么是新一届领导集体的必然选择，在现实中国，又该如何与“绿色化”理念有机对接。

绿色化：
工具理性到终极价值的艰难转身
    工业文明中消失的绿色化。2015年12月1日，华北地区已连续多日出现重度雾霾天气，PM2.5指数爆表，环保部门多方出动驱霾却仍成效甚微，笼罩在雾霾阴影下的人们在焦急地“等风来”。然而，我们今天不过仍是重复他国之故事。 经常被人提及的是1952年12月4日在英国伦敦发生的“烟雾”事件，这场环境事件最终导致1.2万人死亡。20世纪现代工业文明桥头堡的美国，同样走过了“先污染、后治理”的环保之路。1962年，美国女作家蕾切尔·卡森出版了划时代的作品《寂静的春天》，这是第一本系统关注环境问题的著作，她预言了受到农药危害的人类社会恐怖前景。虽然《寂静的春天》被认为是开启了人类环保事业的里程碑著作，但在出版之初却被众多经济社会组织猛烈抨击。在离我们并不遥远的上世纪，“人定胜天”、“征服大自然”仍是现代工业文明时代之滥觞，是全世界所奉行科学理性高于一切的圭臬。
    作为工具价值取向的绿色化。不得不承认，“绿色化”并非缘自人类社会的道德自觉。理性的人们往往是在与自然的争斗中被撞得头破血流，通过吸取沉痛的教训，继而重新领悟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之道。  “绿色化”能够带来的益处显而易见：新鲜的空气、干净卫生的水，不受污染的瓜果蔬菜、舒适宜人的生活环境等等。同时，“绿色化”也将带来成本：限制资源开发的机会成本、环境保护与治理的成本等等。当“绿色化”所能带来的效益显著超过“绿色化”的成本时，“绿色化”被社会接受的程度也将越来越高，才能形成人与环境的良性互动。“绿色化”与环境保护事业之所以在各国发展程度不同，关键就在于对“绿色化”工具价值水平的差异化认知。虽然工具价值为“绿色化”赢得了生存空间，但这种“绿色化”是不稳固的，极容易受到人类利益权衡的影响。人类的理性如此强大而顽固，可能会通过眼前的利弊得失判断而放弃“绿色化”。因此，工具价值导向的“绿色化”难以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绿色化”。
    作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绿色化。工具价值取向的“绿色化”仍未摆脱科学理性的影子，而作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绿色化”要完成从科学理性到人文价值的超越，这体现在尊重自然，把自然放在与人类平等的位置，意识到人类与自然的共同体命运。“绿色化”只有完成了价值观的超越，才具备了“绿色化”的真正意涵。在这个阶段，绿色化将不仅只是手段，其本身就是目的；绿色化不仅是工具理性，而且具有基本价值；实施“绿色化”， 不能光看它带来的功利效益，还需认识到“绿色化”的价值依归。作为一种基本价值取向，“绿色化”不再是可以做肆意牺牲、可以随意丢弃、可以做表面文章的棋子。一言以蔽之，“绿色化”就应该是人类所要追求的基本目标之一。

绿色化：
中国梦与大国崛起之路
    为了人的美好生活。通过“绿色化”建设美丽中国，是对人的价值的追寻，更是深层次的人文关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保持着较快的经济发展速度，然而，经济发展并不等同于人民幸福，一些地方片面追求发展速度反而减低了人民幸福感。据统计，在全国74个大中型城市中，按新空气质量标准监测，达标比例仅为4.1%，各类环境、生态问题频发显然不符合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期盼。所有的发展都是为了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民服务，所有的发展成果都是造福于人民、由人民共享。离开了最重要的“人”，离开了对人的生命与尊严的保护，发展的快与慢都将失去意义。“绿色化”的提出，就是对人民主体地位的积极回应，最终目的是促进经济与人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协调发展。
    为了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礼记》中提到，“国君春天不围泽，大夫不掩群，士不取麋卵”。中华民族的祖先几千年前就已经懂得了要珍惜湖泽山林与保护动物，爱护赖以生存的土地。习近平主席提出“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饱含着深刻的历史智慧。绿水青山是中华民族最宝贵的财富，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中国已承受不起“焚林而田，竭泽而渔”的代价，粗放式、资源密集式的经济发展方式必须转型升级。没有绿山青山，一切金山银山都只是过眼云烟。只有通过“绿色化”，中华民族才具有稳固发展的基础，中华文明才能生生不息。
    为了大国崛起所承担的责任。如果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放在世界民族之林的坐标系中理解，中国的“大国崛起”之路，除了综合国力的增强，必然伴随着对全球共同体的责任与担当。气候与生态环境一直是国际事务的焦点，坚持走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道路，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危机，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新贡献，是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对世界的承诺。习近平主席在接受国际媒体采访时说，“气候变化是全球性挑战，任何一国都无法置身事外”，这表明中国从顺应世界潮流转为主动引领世界潮流，从被动承担义务转为主动承担责任。
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新一届领导集体提出“绿色化”理念，实施“绿色化”战略，进一步表明了中国履责尽职的决心。

绿色化：
从美丽愿景到现实中国
    政治理念的绿色化。“绿色化”首先是一种国家治理理念。“以道统术,以术得道”。“绿色化”发展理念是“道”与“术”的结合，它代表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的指导思想，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织部分。在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绿色化”将发挥理念的力量，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和全过程；同时，“绿色化”还是一项国家发展战略。战略就是选择与取舍，一个国家的资源始终是有限的，一个政府的注意力也是有限的，这就需要国家战略。“绿色化”的提出，代表了它已经成为中国国家整体战略的一部分。作为一种国家行为，不论是美国的“绿色新政”、日本的“绿色发展战略”、德国的“绿色经济”计划以及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都是顶层设计的产物，是对资源配置的取舍。“绿色化”战略代表了资源配置的路径转换，代表了政府工作重心的转向。这意味着，在绿色化理念的驱动下，未来政府与社会将有更多的资源、更多的精力投向“绿色化”。
    经济理念的绿色化。一种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广泛存在于人们的脑海中，即经济发展要以自然资源攫取、环境的牺牲为必要代价，而环境保护政策则会阻碍经济发展。然而更多研究表明，经济发展与绿色环境并非简单的二元线性关系。 经济学提出的“资源诅咒”表明，自然资源也可能成为经济发展的诅咒，大多数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形成了对自然资源攫取的路径依赖，造成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动力不足，从而比那些资源稀缺的地区经济增长更为缓慢。近年来我国东三省、山西等资源密集型区域的经济发展困境已经证明了“资源诅咒”的存在。同时，美国知名学者迈克尔·波特颠覆了传统经济学环境管制与经济增长的简单冲突理论，提出了著名的“波特假说”，即适当的环境管制政策可以促使企业进行更多的创新活动，而这些创新将提高企业生产力，从而促进产业生产率的提升，他还强调政府应在协调经济增长与环保政策关系中积极发挥信息传导、市场机制设计等作用。绿色化的经济理念，就应打破传统经济发展观念束缚，抛弃简单非此即彼的线性思考，将绿色化有机融入到经济发展大格局中。
    文化理念的绿色化。任何一种没有取得民众共识与认可的价值观都难以取得长久的生命力。作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之道，“绿色化”不仅是政府施政之要，还应成为社会全体民众自觉自动的思考模式与生活方式。绿色理念不能只居庙堂之高，还要“飞入寻常百姓家”。 因此，绿色文化理念上下协同很重要，既应自上而下地倡导与培育，同时注重将绿色化理念与当前的社会风尚、时尚潮流相结合，将绿色化理念根植于社会的每个角落，按“90后”的话说，要让绿色化成为一件很“酷”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