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7 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召开前夕，四部委共同发布的《关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环国际 [ 2017 ] 58 号） 中特别提到“加强绿色供应链管理，推进绿色生产、绿色采购和绿色消费，加强绿色供应链国际合作与示范，带动产业链上下游采取节能环保措施，以市场手段降低生态环境影响。”绿色供应链建设作为全面服务“五通”中“推进绿色贸易发展”的重要举措被提上日程。

“一带一路”绿色供应链建设的主要内容
    绿色供应链概念兴起于20 世纪末，是通过绿色信息流、绿色物流、绿色资金流的系统构建来推动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零售商等商业行为绿色化的一种生态设计和商业模式，这种管理模式更注重企业行为的环境外部性、“搁浅资产”问题和企业社会责任，是基于产业和市场协同机制下的环境治理效益的最大化。在国务院办公厅2017 年印发的《关于积极推进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7 ] 84 号）中重点提及了积极倡导绿色供应链的三个方面：大力倡导绿色制造、积极推行绿色流通和建立逆向物流体系。既要推行产品全生命周期绿色管理，强化供应链的绿色监管，探索建立统一的绿色产品标准、认证、标识体系，鼓励采购绿色产品和服务，积极扶植绿色产业，推动形成绿色制造供应链体系；也要积极倡导绿色消费理念，培育绿色消费市场，加强绿色物流新技术和设备的研究与应用，贯彻执行运输、装卸、仓储等环节的绿色标准，开发应用绿色包装材料，建立绿色物流体系，培育一批集节能改造和节能产品销售于一体的绿色流通企业；还要鼓励建立基于供应链的废旧资源回收利用平台，建设线上废弃物和再生资源交易市场，落实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优化供应链逆向物流网点布局，促进产品回收和再制造发展。
    《意见》还要求积极融入全球供应链网络，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互通。“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在当前发展阶段中面临着相似的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难题，都在寻求经济持续发展、科技、能源和产业变革的创新增长方式，降低发展带来的生态环境和气候代价，避免高污染、高耗能、高排放路径锁定效应和伴生的发展陷阱，提升有质量的绿色投资和就业水平，分享绿色转型所带来的可持续发展效益，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积极加强绿色供应链国际合作与示范不仅为沿线国家的共同繁荣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市场机遇，还将有力地促进全球绿色低碳转型，并能为中国深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提供优良实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带一路”绿色供应链建设面临的挑战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生态环境脆弱、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不高、人口密集，部分地区自然条件严酷，环境承载力较低，对气候变化影响十分敏感。2015 年以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根据各自的国情和能力，提出了经济、社会和环境向可持续发展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政策和行动，推动在工业、能源、交通、建筑、农业、林业、废弃物等行业的绿色化，如表1 所示。但目前在沿线国家推动绿色供应链建设仍面临着诸多挑战和困难。
    一是目前绿色供应链建设在沿线国家普遍缺乏政策支持，尤其缺乏环境外部性的定价和激励机制。
    沿线国家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刚刚超过5000 美元，约65% 的国家人均GDP 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发展模式粗放， 仍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还比较突出，常规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都属于生产排放或发展排放，而非消费性的奢侈排放，因此出台的相关环境标准、控排政策、产业准入门槛、财政税收调节等都还比较温和， 政策关注的重点和诉求差异也较大。目前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采用环境税、碳定价、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等政策工具仅包括中国、韩国、哈萨克斯坦、新西兰以及欧盟成员国，且仍处于起步阶段。在没有发达国家资金和技术支持的情况下， 罔顾发展阶段的现实，而一味追求更严苛的、绝对的绿色标准，对沿线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削减和可持续发展并不利。
    二是沿线国家大多是能源、资源的集中生产区和消费区，绿色供应链建设的产业基础较为薄弱。
    沿线国家中的西亚（中东）国家、俄罗斯和中亚国家都是主要的化石能源生产国，面临较高的能源消耗和较大的转型压力。根据国家气候战略中心的统计，目前沿线国家提供了全球约60% 的石油、55% 的天然气和70% 的煤炭，消耗了全球50% 以上的能源和电力，沿线国家单位GDP 钢材消耗、水泥消耗、有色金属消耗、水耗等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 倍或2 倍以上，单位GDP 能耗、原木消耗也高出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以上，但沿线国家的人均能耗和电耗水平仅为全球的80% 左右，仍有较大的增长需求。目前，绿色供应链管理推行比较有成效的主要是快速消费品零售或附加值较高的电子产品领域，比如沃尔玛、苹果等，化石能源和资源行业虽然有一定的节能降耗的空间，但西方国家对这些领域的减排项目能否称之为“绿色”仍存在较大争议， 这也使得这些产业链上不少本该获得支持的“绿色化”项目得不到投融资或被搁置，如何在沿线国家现有的产业基础之上推行绿色供应链管理仍需要持续探索。
    三是全球范围或沿线国家区域目前还缺乏统一适用的绿色供应链标准、认证和标识体系，也缺少信息披露机制。
    沿线国家生态环境和资源禀赋差异较大，国情、宗教和生活习惯不同，环境政策种类、指标、规范等面临多重标准，在绿色政策互通上仍面临诸多挑战。绿色产品认证或标识、绿色资产评估等第三方服务机构发展目前尚不完善，无法有效支撑“一带一路”产能和资本合作中的绿色供应链建设。同时， 沿线国家也鲜有企业能耗、排放等信息强制披露的机制，部分因为涉及商业机密，其供应链往往也缺乏透明度，金融机构等利益相关方很难获得相应的风险信息，监管成本居高不下。此外，因为定价、资产评估的标准缺位，使得绿色供应链项目的投融资成为障碍，资金投入不足的问题长期存在。

“一带一路”绿色供应链建设的对策建议
    绿色供应链是“牵一发动全身”的机制，特别是针对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能够有效避免未来几十年的锁定效应，在生产、生活、生态的可持续效益提升方面都有显著的作用。针对上述面临的挑战和难点，有如下建议。
    一是通过“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多双边机制逐步构建绿色供应链协作平台，积极参与绿色供应链标准和规则制定。依托打造“一带一路” 绿色供应链体系，促进不同沿线国家和地区包容共享和可持续发展，形成“一带一路”绿色效益共同体和低碳发展命运共同体。在人员流动、资格互认、标准互通、认可认证、知识产权等方面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磋商与合作，加快制定绿色供应链产品信息、数据采集、指标口径、交换接口、数据交易等关键共性标准，推动建立有利于完善绿色供应链利益联结机制的国际经贸新规则。
    二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在《巴黎协定》国家自主贡献的实施和更新中共同纳入绿色供应链建设的内容。积极创新绿色定价和资产评估机制，充分运用联合国及其他多边机构下的绿色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的机制，比如全球环境基金、绿色气候基金、气候技术中心和网络、清洁发展机制等， 按不同国情和能力出台支持绿色供应链建设的政策措施，大力发展绿色金融，有效降低绿色供应链建设的成本，解决绿色供应链建设的痛点。
    三是加强“一带一路”绿色供应链跨界交叉领域的创新服务平台，以及信用和监管服务体系建设。为“一带一路”绿色供应链建设提供技术研发、品牌培育、市场开拓、标准化服务、检验检测认证等服务。支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设绿色供应链的政府监管、公共服务和信息共享平台，加强各国对信用评级、信用记录、风险预警、违法失信行为等信息的披露和共享，整合绿色供应链各环节涉及的市场准入、海关、质检等政策。
    四是积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开展绿色供应链试点示范，培育一批“走出去”的绿色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示范企业。从较为成熟的行业、区域、利益相关者先入手，比如在汽车、电器电子、通信、大型成套装备及机械等行业开展绿色供应链管理示范。加强与国外绿色供应链行业组织的交流合作，研究利用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建立绿色供应链管理新模式。大力发展绿色供应链金融，鼓励社会资本设立绿色供应链创新产业投资基金，为企业开展绿色供应链创新与应用提供投融资支持。
    （作者系国家气候战略中心国际部主任、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