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9月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此后，围绕应对气候变化，2020年12月12日，习近平主席在气候雄心峰会上通过视频发表题为《继往开来，开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新征程》的重要讲话，宣布中国国家自主贡献一系列新举措。2021年9月21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再次强调：“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需要付出艰苦努力，但我们会全力以赴。”

       习近平主席的这一系列重要宣示无疑持续维持了“双碳”目标的热度，使其成为海内外媒体争相报道的热点话题。国内媒体的关注程度无需赘述。据笔者掌握的数据，仅在2022年的前8个月，全球英文媒体涉华气候议题报道就达3.6万多篇，可见这一议题的国际关注程度之高。

       气候变化是非常严肃的科学问题，具有高度的专业性。此外，该议题还涉及内政外交、国际博弈、经济及民生等重大问题。这些都对相关记者报道的专业性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需要记者有长期地跟踪积累和不断地学习过程。

       笔者从2017年接手生态环境报道，对气候变化传播的高度专业性有着切身的体会。以全国碳市场为例，因碳交易本身具有较强的金融属性，记者除了需要了解气候变化问题，还应掌握一定的金融知识。与欧盟碳市场、加州碳市场等基于碳排放总量控制的设计不同，我国现阶段的碳市场基于碳排放强度控制。全国碳市场还涉及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允许排放单位使用CCER抵销不超过应清缴碳排放配额的5%等。可见想要全面、准确地对外讲述中国碳市场建设的故事并非易事。

       目前，为实现“双碳”目标，我国已经制定了“1+N”政策体系。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作为“1”，《意见》在“1+N”政策体系中发挥统领作用。同时，《意见》与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共同构成贯穿碳达峰碳中和两个阶段的顶层设计，而“N”则包括能源、工业、交通运输、城乡建设等分领域、分行业碳达峰实施方案，以及科技支撑、能源保障、碳汇能力、财政金融价格政策、标准计量体系、督察考核等保障方案。

       “1+N”政策体系涉及部门众多，几乎涵盖了政府的各个部门。201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职责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转移至新组建的生态环境部，而2021年成立的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则设在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由此也给高度专业化的气候变化报道工作带来了一定的挑战。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要的职责是：拟订并组织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牵头组织统一规划体系建设；负责国家级专项规划、区域规划、空间规划与国家发展规划的统筹衔接；起草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有关法律法规草案，制定部门规章等。单就应对气候变化工作而言，生态环境部负责组织拟订应对气候变化及温室气体减排重大战略、规划和政策，与有关部门共同牵头组织参加气候变化国际谈判，负责国家履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相关工作。

       我国媒体气候变化报道本就严重依赖政府信源，缺乏对应对气候变化其他参与主体的关注，如企业和社会组织等。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和生态环境部的职责来看，在传统的以部委来划分记者条线的媒体运作机制下，相关跑口记者从两部委获取的信息仍将以宏观类、政策类为主，难以在实现气候行动主体的多元化覆盖上取得突破。此外，目前的格局下也比较容易出现气候变化报道对内对外两条线的局面。联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跑口记者更容易熟知国内的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对于中国的气候外交却缺少了解。联系生态环境部的跑口记者则需参加诸如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之类的中国气候外交活动报道，这些记者对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牵头推进的国内“双碳”目标进程可能存在报道缺位。对于中国气候外交报道而言，对国内“双碳”目标进程的了解是十分必要的。比如，在应对部分外国媒体、政客对中国气候行动进行指责时，我们需要拿出国内实实在在的气候行动及具体数据来进行驳斥。

       随着“1+N”政策体系的推进落实，更多负责不同部委的记者将参与到应对气候变化的报道中来，对他们来说，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很难成为其报道重点。无论从对内还是对外的角度，他们对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工作都缺乏宏观了解，难以在专业性极强的气候变化领域形成有效的知识积累，从而写出高效专业的报道。

       在近年来的气候变化国际传播工作中，笔者已经发现了一些问题，有些问题甚至是非常基础性的问题。其中一个比较典型的问题是中国“双碳”目标的英文表述，部分国内媒体和海外媒体报道将其表述为 “peak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by 2030 and realize carbon neutrality by 2060”。笔者通过梳理中国在国际场合涉“双碳”目标讲话发现，官方英文译本中均使用“before”，而非“by”。“by”和“before”两个单词不是简单的翻译问题，而是涉及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坚定决心。某国际知名经济杂志曾在一篇报道中批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力度不够，说中国明明可以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却不愿意这么做，可见“by”容易给海外受众带来极大的误解。这一问题不容小觑，但却被一些非长期关注气候变化议题的记者所忽视。

       2018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表研究报告，强调了将全球温升控制在1.5°C以内可以避免的一系列气候变化影响。此后，将全球温升限制在1.5°C以内作为全球气候行动目标的呼声此起彼伏。中方对这一呼声一直持谨慎态度，主要原因在于经过漫长谈判达成的《巴黎协定》已经明确提出，到本世纪末，将全球平均温升保持在相对于工业化前水平2℃以内，并为全球平均温升控制在1.5℃以内付出努力。如更改这一条款则意味着各缔约方要重新谈判，这将严重影响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

       2022年，笔者受相关媒体邀约，与约20名国内不同媒体负责能源、环境领域的记者一起分享了有关气候变化国际传播的心得体会。期间，笔者就中国政府对1.5°C目标的态度进行了简单的调研，结果发现多数记者不仅不知道中方对1.5°C目标的态度，更不清楚中国政府态度背后的原因。这就很难避免部分记者在报道中出现与我方立场不一致的内容，并给中国气候变化国际传播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随着气候变化国际博弈的持续和中国应对气候变化进程的加快，气候变化国际传播的重要性将日益凸显。基于目前气候变化国际传播存在的问题，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一）保持气候变化记者的长期稳定性，并注重梯队建设，形成老带新的工作机制。在曾经的驻外经历和一段时间以来的气候变化国际报道中，笔者发现不少西方媒体的气候记者是长期关注这一议题的新闻老兵，其中，不乏一些头发花白的老记者，这些老记者的专业程度非国内气候记者所能比。因为长期的积累，这些新闻老兵的报道不仅极具专业性，而且语言非常通俗易懂，可读性极强。相比我国，媒体记者的流动性相对较高，即便相关记者没有离开所在媒体，也极有可能在从事气候报道几年后走上编辑岗位，由此带来气候变化报道人员的不稳定问题。建议媒体充分考虑气候变化传播的特殊性，引入一定的激励机制以保持气候变化记者的稳定性，同时引入“AB”角制度，为老记者配备年轻的记者作为助手，使其逐步积累气候变化知识，随时准备担当所在媒体气候变化传播的“主心骨”。

       （二）打造媒体内部密切合作的气候变化报道矩阵，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建议各媒体在气候报道上打破传统的以部委划分条线的报道格局，构建内部的大气候变化报道团队。团队主要构成人员为联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及生态环境部的跑口记者，相互作为“AB”角，以便随时进行交叉报道或合作报道，形成对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全局性认识。联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及生态环境部以外的涉气候变化内容也应纳入该团队的工作范围，或由该团队成员进行深度参与。

       （三）充分发挥中华环保联合会等环境类NGO组织在推动气候行动多元主体参与气候变化传播的沟通桥梁作用。随着“双碳”目标的推进和“1+N”政策体系的落实，我国的新兴绿色产业将持续繁荣发展，并将涌现出一大批领军企业，这些企业作为气候行动的重要参与主体，理应成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故事的主角，为气候变化国际传播提供丰富的素材。而中华环保联合会等环境类NGO组织有着既了解政府政策，又和各环保组织、企业联系紧密的特点，如能够经常性地组织气候记者深入企业进行采访调研，必将为构建除政府外的多元主体参与气候变化国际传播格局注入强大动力。


【侯黎强，中国日报社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