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平顶山市，地处宝丰县西部山区观音堂林站余家村，今年43岁的普通农家母亲寇爱玲，和丈夫一起拉扯着过世的大哥、小弟留下的5个孩子和自己家的2个孩子，用亲情、行动诠释着人间大爱。CFP/供图     2015年8月5日，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乡村医生龙河作在出诊路上。龙河作不仅为病人免去几万元医药费，还用大部分积蓄资助32名优秀学生，并为家乡架桥修路，数额达到20万多元。 CFP/供图

道法乡村
    乡村是社会，乡村也是中国；知乡村知中国，建乡村建中国。
    乡建不能碎片化，乡建更不可以仅用规划设计来诠释。乡建的“建”不仅仅是建筑，也不可能用“互联网+”来解决问题。乡建是一个系统，是万物之间的系统性搭建，依照的是执大象，安平泰。
      系统乡建是百年乡建中一直需要认真面对的，在系统乡建中，晏阳初先生做了大量实际又落地的实践与研究，百年之后，至今令我们汗颜。所谓系统，就是乡村中自治、生活、生产、民俗、宗亲、土地、教育、集市、建房之间的互相支撑，互相影响。就像人体内部，我们不能说胆不重要，不能说毛发没有心脏重要，我们也不能说眼睛一定比耳朵重要，人体中只要某一个器官坏了就会影响其他器官的功能。自然界亦是如此，某一个植物灭绝，会连带150种动物相继灭绝。这种生命体内生物链的因果关系我们人类虽然还没有破译，但是已经认识到，万物之间是有生命体系而互相影响和支撑的。
    中国的农耕文明植根土地，与天地同生，如同一个更为精确的生命体，农民一直视自己为万物之子，他们敬天尊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2500年前，老子就明白人地天之间的守道遵法。
    法是什么呢？“法”是自然规律。这个规律不是以人为本，而是以自然为本，自然中含人。而2500年以后的今天，以人为本的人类完全无视自然，这是人不知道、不知理、不知器。所谓“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故大制无割”（老子《道德经》）。然而，今天的新农村建设与美丽乡村却是好心办坏事，是帮忙却又添乱；以制度破坏乡建，以利益伤害百姓。这就是我们说的乡村建设中不知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不知万物之间的生物链，不知旧与新之间之道所致。
    中国农民从来不是个体经济的自食者，而是一个非常严密的宗亲联合体，这种生命体的产生从考古学来论证最少有9000年（河南舞阳县“贾湖遗址”），今天这种生命体依然生机盎然。这与城市文明有很大区别。城市看上去像是社区联合体，是互联网，是公司，实际上人心是散的，这是因为城市以市场为目标的逐利本质所决定的。

天地君宗师
    乡村建设大约分为五个部分，即古老的农耕文明中孕育出来的天、地、君、宗、师。这五个体系既独立，也是关联的，最终形成中国广大乡村共识的民俗文化。而且，农民把这种非人非神的文化供奉在自家的中堂之位，俗称神龛，说白了，其实就是农民生活中的信仰。
   中国农民把天、地、君、宗、师形象分为五个具象之物，又具有方位之别所形成一个完整的宇宙空间。
   “天”，在中国农民心中既包括物质层面（自然界）的天空、庙宇、星辰、云彩、风雨、阳光、雨露，也包含精神层面的玉皇大帝、神灵、道德，是既抽象，又非常具象之物。亦是《老子》书中所描绘的：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惚兮恍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老子说这种形而上的道与德，无边无际，恍恍惚惚，非常具体又遥远幽深啊。
    “天”形成了中国人心中的神灵、道德，万物精神，如同俗语中万物生长靠太阳、头顶三尺有神灵、人在做天在看等等诸如此类意义。老百姓在遇到大事时，会说天塌下来了。在中国农民心中，玉皇大帝、观音、如来佛等分工明确，主宰天道，评说天理，这就是乡村建设中的精神力量。
    “天”在东方文化中，更多的是哲学概念，是道与德。可是，在农民普通生活与生产之中，又变得具体到季节与阴阳历、年、月、日、时分，精确到让我们很难理解。乡村建设中“天”的建设属精神层面，是文化、是思想、是观念。我一直认为乡村建设一定要有灵魂，我们在乡建项目中，要把人的思想与天地，始终合一而筑，这两者绝对不能分离。分离了就不再具有东方文化的属性，分离了就远离了农耕文明。从1999年开始，地球村、五山模式、郝堂村、高椅村、太子小镇、濮塘镇等，筑坛建庙，修祠续谱，村规民约，百姓归堂（中堂），天地有象，这些工作政府一般不愿意做。而许多规划设计院又很难理解其中之道。另外，企业只愿做能赚钱的事，这种纯文化纯公益的事情，企业一般是不会参与的。乡村建设中，“天”的事做不好，“地”的事就没门。
    农民视“地”为生存之本，没有地就没有民，没有地就没有家，没有地就没有村，对中国来说就没有农耕文明。
    “地”对农民而言，是一个包括田、河、山、林与房（祠与庙）在内的大概念的“地”。在西方文明中，凡是人类脚步走过的地方都是一片沙漠。而在东方，凡是农民走过的地方留下的都是文明生活的烙印。
     在乡村，以人为轴线，开始了田、河、山、林的生产；以微生物为生命线，开始农民的生活；以民俗与道德为准则，促进人与自然的文明进程，这种复杂而又自然而然的德行天下的中国式的农耕文明，历经9000年依然存在，其重要的一个现状就是农民的田人合一、天人相依的生活法则。
    客观上讲，新农村建设政府在“地”的空间做了很多利民的事情，路、水、桥、电等，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农民的生活与生产条件，同时，也是因为我们缺少乡村建设的系统性知识，在地的建设中对生态、文化、历史信息、建筑文化留下了很多遗憾，有一些是破坏性的。
    田、人、村、房之间都是地上的事情，这四者之间政府关注的是村与房。可是田不能养活农民，人不愿留在村中，美丽乡村就不可能美丽。项目在实施中，人与田、田与水、水与林、林与鸟、生命与微生物、微生物与土壤等等这些都是互相关联的。我们这些年做乡村建设，先做土壤改良，再做水系疏通，植被修复，建祠修谱，让乡村像农民的家，让乡村拥有自己的文化，种好庄稼，以品质与环境拉动经济，做好让村里的年轻人回来的准备，这就是地上乡建的系统性建设。
    “君”在古代是皇帝，是皇上，君以后为臣民。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形成一套完整的礼仪与礼节。皇帝在中国人的心中是精神，是神，如同日本、英国、丹麦等国家，现代化中他们自始至终保留了民族的至上精神。在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人为天皇而战，这个天皇就是日本人心中的精神。古代皇帝是天子，是天的儿子，代表神，历史上历朝历代“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而治天下。
    中国文化中，君临天下，君行天道，道就是以中庸为和，和中有德，德中有品，品道在孝。和为生财，和则礼为先，礼仪道为先，这是君文化背后延伸出的中国背景，也是乡村建设中我对君文化的解读。
    乡村建设一定要以民族的性格为出发点，做农民喜欢的事。要回避农民性格中的劣，发扬农民性格中的善。任何一个民族有优异的一面，就一定就缺憾的一面，这是常识。中国农民与市民没有太大区别，优劣相近，如何修复以君为天下的道德法则，要依托君、官（政府）、村干部、祠堂、家长为安的顺序，这是村规民约的具体呈现。君在民间是一种解读，对于我又是一种解读。在五山时，我在堰河村就死死盯住村干部，村干部就是“君”，在问安镇政府就是“君”。 在郝堂村时，要求还权于村两委，建立村民自治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就是“君”。所以天道，也为君道，为人道。
    “ 宗”是宗族，是熟人，也有祖先之意。很多地方也称亲，亲是有血缘关系的熟人。乡村建设中，对宗的系统性一直是回避的，大家都知道重要，可是又不愿意面对，或者是不知道如何去修复、去利用、去发展。乡村建设中目前不仅仅是没有修复，更多的是破坏性的。如果我们不能修复“宗”，我们就根本建设不好村庄。我们一直会游离于中国传统乡村之外，而且是越来越找不到建设之路。
     “宗”是切入乡村最容易的方法，是农民最喜欢做的事情，也是农民最乐意的一种文化，也是我们常说的乡愁之源。它包括祖坟、庙、祠堂、家谱、堂屋、土地爷、民俗教育等。面很广，学问很深，涉及到村中的角角落落，无处不在。乡村建设，建什么？我感觉建的就是他们约定俗成的文化，他们认同的一种道德体系，这种看上去很抽象的文化，实际上是通过很具体的建筑来体现的。这不仅仅是宗亲的部分，也是道德的具体再现，延伸到村民的住房。
    农民住房是在宗亲文化呵护下建筑而成，农民建筑家中核心之位，要有中堂供奉祖先，房子主屋前要有照壁与院门，驱鬼护宗，农民房屋南取阳，北避阴，为了让正门（堂屋）有好风水，能让祖先保佑大人孩子。大门不对山，不对路，不对亭，不对角，不对门，不对树，不对厕，这些都是与宗（亲）文化息息相关的。
    还有农民的婚丧嫁娶，更是关注宗亲文化。在乡村，取亲在中堂，在祖宗面前，娶亲生子，表示家族繁荣昌盛。这些文化在乡建中，都是农民关注与关心的事情。今天的农村建设几乎做的都是农民不太关心的事，或者没有把农村的宗亲文化注入到乡建，自然农民的参与性就低，支持的少，自治性差，弄得不好，农民还表现反感与反对，起因是我们没有尊重他们，他们也自然不会尊重我们。
   “师”是为人师表，师是先生，是老师，“师”在乡村是一种文化与文明人的特定之意。100年前中国的教育一般在祠堂与庙宇，老师大都是衣锦还乡的官员或乡绅，衣锦还乡，这“还”是对官员而言，落叶归根，这“归”是生的意思，是生之意。
   “师”又称为师德。在乡村德者为师，“师”也称为人师表，为人就是自己要做出表率，农民的生都是以行为为榜样，以品德为人师，民间有“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美德。师为百官之首，君有国师，民有先生。人与人之间以师为标，品德是一生铸就的，有的是几代人修善续德，有的是同族同宗的尽忠报国。整个农耕文明史，就是一个具有阳光与尚扬的文明史。
    师在乡村，有很多小事却影响着我们，襄阳谷城县五山镇马鞍山下有一所小学，只有一个学生，却有三名老师，村干部说，只要有一个学生，我们也坚持办学。学生在，学校在；学校在，先生就在。2007年我在山西昔阳县一个村考察，村上有一个小学有20多名学生，可是没有一名本村的学生，本村的人开矿有钱，孩子都到县城读书，村委会完全可以停止办学，却每年要支付教师住宿、工资等一大笔费用维持。我问村干部，为什么要坚持？村干部说煤早晚会挖完的，可是文化与知识是永远挖不完的，给孩子读书是永远的煤矿，我在离开此村的时候，才知道这村人全部姓孔，是孔子73代后人。
    2008年“5·12”汶川地震，我与全国志愿者穿行在极重灾区，整个灾区充满着死亡与悲哀，可是在灾后重建最快的建筑就是学校。
    有师就有（学）生，（学）生是阳，（学）生是希望，（学）生是一个村的未来，（学）生又是老的继续，有（学）生就有所养，有（学）生就一定有孝道。

象善为之，天下平
    2003年至今，在我们的乡村建设中，学校一直是我关注的内容，也是村民态度最积极的项目。因为我知道什么是阳、什么是阴；什么是春、什么又是冬。
    乡村建设中，如何围绕“天地君宗师”系统关系建设美丽乡村，又如何在他们之间找到相互支撑的关系以支撑一个完整的乡村生命体系，这是我，也是世界上所有乡建者都要面临的问题。
    我生活在城市，而面对的是乡村，我心灵深处需要的是乡村。我们拥有了人类今天所有所需要的财富与奢侈品，可是心灵与精神上的需求在城市却得不到，只有在乡村可以满足我。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城市是以人为本，以反自然为特质的发展；乡村正为我们的愚蠢而买单。
    乡村系统性的建设是今天乡建中的正确方法，这种方法古人称之为道，道是方向，也是规律，谁能在规律中找到乡建之道，就找到了方法。老子曰：“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可以不殆。 譬道之在天下，犹川谷之于江海。
道可道，天下为。”
    （2015年7月24日 丹江口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