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科学家还编制了一份“临界要素”清单， 由此识别一些标志着气候临界点逼近的代表事件， 尝试借此来评估临界点的接近程度。这些代表性事件包括：亚马逊热带雨林经常性干旱、全球珊瑚礁大规模死亡、永久冻土层消融、南极西部海冰与格陵兰冰盖的大规模消退等。
    当“临界点”的概念刚被提出时，IPCC认为临界点可能会在全球升温达到5℃时才会出现。但是，随着气候模型和气候科学的进步，科学家开始意识到，临界点很可能会更早到来。IPCC最新发布的几份报告中指出， 一些临界点事件可能在温升1～2度时就会成为现实。去年底发表在《 自 然》期刊的一篇文章中，研究者认为多个科学界普遍认可的临界点事件已经“接近被触发，或者已经被触发”。
    气候临界点要素并不是孤立存在，一个临界要素的触发会减速其他要素的恶化，从而引发更严重的气候变化后果。气候系统内的变化也会与整个生态系统产生联动，引发更深层次的生态问题。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指出，目前全球至少约100万物种面临灭绝危险，并且生态系统的退化比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要快，而这场生态危机正是由人类活动引发的，气候变化是一个主要的驱动因素。
    从新冠疫情的演化中，人们已经能清晰地感受到一个区域性的公共健康风险如何滚雪球般地快速发展为全球的社会、经济危机。而生态风险也不是孤立于政治、经济风险存在的。加速恶化的气候将会严重影响粮食生产，挑战沿海城市的安全，威胁经济金融体系的稳定，并且可能造成大量的“气候难民”，甚至完全抵消世界在过去50 多年中取得的进步，从而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一场剧烈的系统性危机。

气候变化“灰犀牛”
    虽然气候风险的“破坏力”不容小觑，但与新冠疫情不同，气候变化的风险有更强的可预测性， 留给我们采取行动和应对的时间也更多。如果说新冠疫情的暴发是一次黑天鹅事件，那么气候变化风险更像是灰犀牛——科学家对于气候变化的警示不绝于耳，频发的山火、热浪等极端天气事件也在不断提醒人们气候恶化的事实。气候变化正在发生， 气候变化的影响已经可以被感知。
    全球大多数国家政府已经认识到了气候变化的风险，并在联合国的框架下形成了共同应对的初步机制。于2016年正式生效的《巴黎协定》作为纲领性文件，将指导和统筹各国的气候行动。《巴黎协定》的目标是把全球平均气温升幅控制在2摄氏度之内，努力争取控制在1.5度之内，以求避免触发气候临界点，从而大大减少气候变化的风险和影响。但是，各国的行动力度与实现《巴黎协定》目标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远远不足以规避气候风险。
    近几年，气候运动在欧洲和美国进一步发展， 再加上长期的科普教育和媒体报道，公众对气候变化风险也有了较高的认知。今年4月，市场研究公司益普索在全球29个国家内开展了一次公众调查， 结果显示，全球71% 的受访者认同从长期来看，气候变化的影响将与新冠疫情的影响同样严重，68% 的受访者也支持所在国政府采取行动遏制气候变化（在中国，这两个比例分别为87%和66%）。但是， 当被询问是否愿意为应对气候变化采取一些具体的行动，比如节约用电、少开车，受访者的意愿就低了很多，并且采取个人行动的意愿在最近几年并没有明显增强。
    可见，对气候风险的认识已有一定基础，但是应对气候风险的行动却远远不足，这种差距在政府和个人层面都存在。科学家反复提醒，越早采取行动，就越有可能避免气候风险的大爆发。而新冠疫情之后，错失风险预防最佳时机的后果，应该没有人愿意再经历一次。
    （姚吉吉，资深气候战略传播官，中外对话）